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褚橙褚时健:我已经甘心了 我筋疲力尽了

来源:春城晚报   添加时间:2016-12-05 15:21:03

“心累。”

这是褚时健对我说的第一句话。他头发花白、蓬乱,倚坐在老式皮沙发里,我能清楚看见他灰毛衣上成片的毛球和藏蓝色裤脚上的泥。

他语速缓慢,有老年人的含混并夹带方言,需要人仔细辨别他说的每一个字。这令我想到马龙•白兰度扮演的“教父”。有人声嘶力竭也没人要听,有人低沉含混却听众云集。

现在,媒体、帮助对接此次采访的万科公关和褚时健的干女儿、红塔集团派来记录褚时健生平的摄像师、几名照顾他生活起居的工作人员,或站或坐,全听他说。

这是褚时健的成功,也是他的负累。

从“红塔山”到“褚橙”,作为罕见的、身陷囹圄之后还能以古稀之年东山再起的企业家,通过电商和媒体的演绎,他变成了一个励志符号,他跌宕悲辛的人生也被省去了晦暗不明的部分,成了最佳的心灵鸡汤。本不愿面对媒体的褚时健不得不抛头露面,为“褚橙”代言。他给人们的正能量,也是“褚橙”前进的力量。

他是企业家心中的企业家,王石、柳传志都对他倍加推崇。“80多岁了,心还是不甘。”

他对王石说的这句话,通过王石女朋友田朴珺小姐的文章在互联网上广为传播。

“还有什么不甘心?”他耳背,我又大声重复了一遍。

“我已经甘心了,我筋疲力尽了。”87岁的老人说。

密集的炮火声中,年轻的褚时健精疲力竭,上级要求撤退的命令一次比一次急迫。但他仍在战场上徘徊,一具一具翻开那些尸体,有自己人,也有国民党的人。

这个不是。

这个也不是。

都不是二哥。

他执拗地寻找,最终,褚时健背着二哥的尸体回来了。

1949年加入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,上过战场,见过生死的褚时健勇毅、果敢。因为这些优秀品质,他被迅速提升,入党、提干,历任区长、区委书记、玉溪地委宣传部干部管理科科长和行署人事科长。

但这个从大山里走出来、当过游击队员的男人并不适应政府官员的生活。他的直接和执拗,让他得罪了一些人。接下来狂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中,他很快被打为右派,一家人一起被下放到新平县红光农场。

褚时健的商业天分却在这段艰难岁月显露出来。1970年开始,他主持工作的华宁糖厂成为当时云南少数盈利的糖厂之一。造反派整日互殴,却都舍不得把他这个干事的往死里整。彼时右派相聚,多满腹牢骚。

一个县委书记总和褚时健讲,“怎么就把我划成右派”。

“莫管那些事啦。不公平大家都无奈,关键是把事情做好。”褚时健宽慰对方。多年以后,他仍清楚记得当年的情景,“他们发牢骚没有用,起码我当时做企业,把小企业那一套都弄懂了。”

褚时健很快等到了他的机会。1979年,他被调进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担任厂长。

他马上开始大刀阔斧地对这个半作坊式小厂进行改造。一方面,大举借债购入国外生产设备,烟厂负债率最高时达到500%;另一方面,引进品种改善种植,从源头帮烟农种出好烟叶。更关键是他分利于人,竭力改善员工待遇。这在那个吃大锅饭的年代尤为难得,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积极性。据烟厂老员工回忆,起初当地小伙子都不愿意去烟厂工作,褚时健来了一两年,大家就争着要进烟厂。

好运接踵而至。1988年,云南连发两次强震,中央财政无力支援,决定放开云南的烟草管制。与此同时,国家还放开了名烟的价格管制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,褚时健同时担任玉溪卷烟厂厂长、玉溪烟草公司经理和玉溪地区烟草专卖局局长,绝对权力,所向披靡。

红塔山迅速崛起。那时的有钱人,穿个“的确良”衬衫,胸前口袋透出里面装的“红塔山”,倍儿有面子。

1990年,玉溪卷烟厂跻身中国工业利税大户第三名,此后一直高居榜首,撑起云南财政半壁江山。褚时健也走上了人生巅峰,“五一劳动奖章”、“全国劳动模范”、“全国优秀企业家”、“中国十位改革风云人物”等荣誉接踵而至。

偏安一隅的小烟厂成为政商名流趋之若鹜的名利场。但很快,又成了人人噤若寒蝉的调查所。1995年,褚时健被匿名检举贪污受贿。眼看他起高楼,眼看他宴宾客,眼看他楼塌了。

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他即将卸任,面对个人创造的巨大财富和所得薪资的落差,他铤而走险,“在不该拿钱的时候,拿了该拿的钱”。比较阴谋论的说法则是,他得罪人了。这样的说法几乎存在于所有类似的企业家入狱故事里。

1999年1月,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此时,他的女儿已于河南狱中自杀,夫人也身陷囹圄。

大时代的浪潮把他打翻过,又把他送上巅峰。现在,他第二次被抛弃了。

褚橙褚时健

2001年大年三十。一大早,玉溪市红塔区大营街居委会书记任新明便上山摘菜、杀鸡。像前两年一样,他要带上烧好的菜,到监狱陪褚时健过年。这是褚时健入狱后的第三个春节。

从1979年到玉溪卷烟厂盖职工宿舍认识了褚时健,“褚厂长”一直是任新明的偶像,那时他二十出头,褚时健五十多岁。褚时健看中他年轻肯干,便提拔他做事,后来把烟厂的辅料交给他做。他们既像朋友,又似父子。“在我眼里,他就是个神一样。”任新明说。

“褚厂长”出事后,他十分想不通。那么好的人,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事。在他看来,“褚厂长”对国家贡献多,就应该多拿一点。

那两年,只要贴个“褚”字,沾个“马”(褚时健夫人马静芬)字的人都要被彻查盘问。很多原来和褚家来往密切的人,都不敢来了。专案组的人说任新明,“没见过你这样的人,大家都跑了,你怎么还天天来。”任新明说,“我不一样,没有他就没有我,砸锅卖铁我也得帮他。”

“做事先做人”,这是他从“褚厂长”身上学到最重要的东西。他自己和整个大营街都是在红塔集团的荫蔽下富起来的,现在是他报恩的时候了。

他把“褚厂长”的外孙女接到自己家中。这个自幼养尊处优的小女孩,现在失去了母亲,外公外婆深陷囹圄,成了一只孤雁。征求她父亲的意见后,任新明把她带到了自己身边。小女孩要上初中,他找到玉溪最好的中学,向校长恳求:“帮帮忙,我的孩子没什么,这是褚厂长的孩子。”

他天天送这女孩子上学、放学,心里想的就是等“褚厂长”夫妇出来,他能把孩子好好交到他们手中。等女孩初中毕业,他花了不少钱,把她送到加拿大读高中。

任新明一边做饭,一边想起从前在烟厂,都是“褚厂长”做饭。“褚厂长”喜欢逛农贸市场,也爱做饭。他做饭非常好吃,就是味道要硬一点。“褚厂长”做的云南“蘸水鸡”是一绝,蘸水无比美味,他每次吃剩下都要打包。

今天轮到他给“褚厂长”炖鸡了。

但到了狱中相对,两人反而没多少深沉的话要讲。“褚厂长”只是问他的企业做得怎么样,而他一遍又一遍地让老人注意身体。

这是褚时健在狱中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。2002年,他办了保外就医。

“他们原来在玉溪卷烟厂的房子漏雨。我和褚厂长说,是不是修一下。他说你看着办,我就修了。我和我爱人在里面生着火住了三天,把房子烘热了。等到马老师回来,说真不敢相信。”任新明回忆。后来,在褚时健夫妇的坚持下,他们的外孙女改跟任新明姓“任”。

像褚时健这样出狱后的企业家,若要重出江湖,多半从事老本行。任新明也和褚时健讨论过,但褚时健觉得,社会变了,现在做出“褚烟”也未必好卖。

一天,75岁的褚时健和任新明说,自己要种橙子。这是褚时健老家华宁县的传统作物。

任新明极力反对,“你那么大岁数,就安享晚年吧。我来负责你生活,也吃不掉多少。”

“我闲不住。”褚时健说。他向昔日朋友们筹了1000万,包下了哀牢山上2400亩的政府农场。

“当时没敢想大规模。搞规模要投资,我投不起。但我有个目标,就是我这个橙要搞到最好。所以我起个名字叫‘云冠’,云南的冠军。”褚时健对我说。

所谓英雄本色,说的是男人失意落魄时,怎样找回尊严。

3000公里外的文艺男马钺剥开一只“褚橙”。不同于一般的橙,它皮薄,柔软,易剥,味甜微酸,质绵无渣。

“阉橙。”马钺不屑道。这不是他喜欢的口味。在他看来,橙的辛辣香气、强烈酸甜都被驯化了。但更多人对这口味趋之若鹜。2014年,因为灾害天气,“褚橙”严重减产,产量仅8000吨,一个月内全部售罄,价格提高还供不应求。

驯化满山的冰糖橙,褚时健用了6年。起初,橙子的味道不行,销量也不畅。全靠褚时健昔日的朋友、徒弟们帮衬,云南的各大烟厂就把哀牢山的橙子消化泰半。

但就像当年褚时健出山并非仅凭时机,现在,他也不想全靠人脉。他又用上了烟厂的那套打法:重视技术,利益共享。事实证明,这在种橙子上同样奏效。

他对肥料、灌溉、修剪都有自己的要求,工人必须严格执行。种橙期间,遇到任何难题,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看书,经常一个人翻书到凌晨三四点。他不上网,但是每天看报、听收音机。就算在山上,《新闻联播》也是他每天必看的。

“管理果园和管理烟厂一样,首先要考虑员工利益,不让他们吃亏,事情就好办。”说起种橙子,褚时健谈兴渐浓。他详细地和我说起,以前这些农民在家乡种玉米、种甘蔗,一年就赚一两千块,现在跟着他种果树,一年赚四五万。“每家都有两台摩托。他们原来在老家是最穷的,这才出来打工。现在他们回老家请人吃饭,算是最富的。所以干活才特别周到。”

“云冠”在云南声名日盛。2012年,褚时健种橙的第十个年头,经过生鲜电商平台“本来生活”网的社会化营销,“褚橙”挺进北上广,成为全国范围的励志象征。

他再次证明了自己,也为声名所累。每天都有大量的人前来拜访,青年想从他那里得到智慧,企业家想从他那里得到力量,媒体想从他那里得到故事,官员想从他那里得到助力。他们有时候会问很实际的问题,更多时候只是想要一张和褚时健的合影。寻褚,更像一种仪式。

在地方政府的盛情下,褚时健不情愿地上马了一个新项目——褚橙庄园。

云南省计划5年内在全省打造100个现代特色农业精品庄园。建成后的褚橙庄园,将囊括当地上万亩冰糖橙果园,容纳游客在庄园内吃住。

褚时健并不相信这个投资2000万元的庄园可以产生政府所期待的效益。建这个庄园,他需要出资600万元,其它部分由云南省、玉溪市、新平县三级政府承担。

“一年最多1/3的时间有人来,其余时间都闲置。我一年要拿100多万来补贴这个庄园,不然人家来了吃不好住不好。”褚时健说。

庄园建设和未来迎客,对果园的影响也很大。可以想象,大家来庄园多是想见褚时健,会给这位年迈的老人带来多大的困扰。

“他(褚时健)说如果回绝了,有点对不起来说这件事儿的好心人。政府也是想把这件事做大,以点带面。我们新平种了二十多年橙子。销路一直不行,现在大家都好卖了。”任新明说。

“是‘褚橙’让你满足了、甘心了?”我问褚时健。

“也不完全是。搞了这么多年,我感觉我现在全身心都搞不动了。两条腿不行了,心脏、血管都不行了。”褚时健说,自己随时可能因为心肌梗塞而死去。

但接着,他话锋一转,“可我心里还老想着,现在是1万吨果子,过个三五年要搞到五六万吨。这个目标还一直压着我。如果我现在因为这些毛病一下子不行了,我还有点不放心。这个目标怎么实现?品质能不能维持?我还希望再有十年时间,让我把这些都办了。”

“人生总有起落,精神终可传承”,这句广告语让“褚橙”打动了很多人。从生产到品牌都打着深刻褚时健烙印的“褚橙”将如何传承?

褚时健咳了两声,“还能再活多少年,我也没把握。所以我希望能赶紧把差的东西补上。”

2014年11月20日,褚橙庄园开门迎客,游客如织。褚时健与游客闲聊,逗小孩儿玩。

在他的主持下,2014年果园的土地又被深翻一次,旨在提高保水能力,应对高温干旱天气。他点燃了一根烟,是“红塔大师”。据说这是红塔集团向褚时健的致敬之作,空心过滤嘴,1000块一条。本来还想让他在上面签名,但顾虑到签名就要对品质完全打包票,他最终还是没签。

“品牌靠质量,一旦质量出问题,这个品牌就不行了。”褚时健希望儿子褚一斌可以继承自己的这片心血,把品牌和质量延续下去。

褚橙褚时健

从二十多岁开始,褚一斌就一心想离开父亲。

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父亲并不是一件让人惬意的事,尤其对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而言。他有了坚强的靠山,也生活在山的阴影里。

刚从学校毕业,褚一斌就被父亲安排到烟厂做工人。一天工作11个小时,他没太多空间设想自己的理想和未来。老父代他做了规划,但不是他想要的。

更难堪的是,不论他走到哪里,人们都会说,“这是褚时健的儿子”。他想往外跑,想给自己争一口气。

刚好一个朋友说有机会去日本留学,褚一斌要奋力一搏,脱离父亲的庇护。褚时健给他的条件是“成家了就可以走”。

这有点像民国时期新青年离家求学前的最后一个任务。褚一斌在半年时间内迅速完婚。1987年,他奔赴日本求学,其后在新加坡定居并从事金融工作。此后,褚家突生变故,盛极而衰,褚一斌一直流寓在外。

“我对老爷子一直很佩服,也同情。作为儿子,我肯定想尽力帮他,但我又不愿把自己牺牲掉。”褚一斌说,起初自己不太想回来,因为父亲实在是个性格很强悍的人。

褚时健家族观念极强,家族的事业需要有人继承。在父亲的强烈要求下,褚一斌最终还是回到玉溪。他结束了自己的事业,第二次进入到父亲的事业里。

“我今年五十几岁了,走到哪里还都是‘褚老的儿子’。”褚一斌有些无奈。但他也到了知天命之年,对这些也释然了。

褚一斌的做派和褚时健截然不同。尽管也回国干了几年农业,在他身上还能清晰感受到海外生活多年的金融精英气息。

2007年底,他刚回国,受父命所托去看一块地。那天,他和村长、支书、会计等人聊到很晚,索性住了下来。会计把床让给了他,他才躺下把被子一盖,就被冲鼻的味道熏个够呛。

“从那里作为一个起点,现在我一个月不去田里还真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原来的朋友叫我去打球,我说我正打着呢,不过不是用球杆,是用锄头。我的球场也够大,有几千亩地呢。”褚一斌玩笑道。他搞金融时做海外市场,常年过着昼夜颠倒的生活,现在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,身体也好了不少。

12月的玉溪,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,加之天气阴沉,我们在褚家位于大营街的别墅小院里烤火,聊天,并在火上烤起了红薯、鸡翅和云南特色的包浆豆腐。

正热哄哄的吃着,原本在客厅休息的褚时健忍不住跑了出来,“我来指导你们一下,他弄得不好吃。”

可惜他最终还是没加入我们。他看了一会我们烧烤,又看了一会院内的花草,最后在一棵结着黄澄澄橙子的小橙树前久久驻足。

“前年冬天,也是在这里烤火。我一个做基金的朋友来看望老爷子,说您这个东西我给您打包上市多好,老爷子不同意。”褚一斌说。金融是他的本行,可以感觉到,他对资本的看法和父亲并不一致。

“我相信我父亲对社会进步是理解的。拒绝上市,一个是他年龄大了,一个是他觉得自己承载不了上市后对社会的责任。他的表达方式比较简单直接。但这个事情我觉得只是时机成熟与否的问题。”在褚一斌看来,眼下“褚橙”的重点还在种植。至于“褚橙”上市,现在不可能,但未来可期。

时代变了,帮助褚时健种橙子的是讲义气、人情味、荣誉感、责任心,但最终烧起来的一把火却是电商的营销能力。而未来的发展,还需要继承者更多的权衡和探索。

“你怎么评价自己的一生?”我问褚时健。

“让别人去评价吧,我很难评价。但有一点,我在做事的时候,不怕自己吃亏,怕别人吃亏,这是我的优点。”褚时健回答。

少年得志,壮年失势,中年一飞冲天,老年跌入谷底,却能以八十高龄绝地反弹,褚时健人生大起大落,大悲大喜都与社会变革息息相关。

“我的心态是不计较社会对我的不公平。因为现实你没有办法,多少人都得低头。别人说我们这一家,是叫花子养鹦哥,苦中作乐。”他还真的养了不少鸟,客厅地上一排的笼子,不知其中有没有鹦哥。

“我来云南五年了,好像社会上任何有头有脸的人都受过褚老的恩。”烤着火,万科的公关回想起自己第一次带媒体上山见褚时健的情景。那位媒体人发了条拜访褚时健的朋友圈,立刻就有老领导来回复他,说一定要带话给褚老,感谢褚老在他们当年最困难的时候,送了一辆车,解决了采访出行的问题。“所有人都觉得领了他的恩。你看这么多淘宝小商家崛起,大家并不会说我感谢谁谁,只会觉得是自己的努力。”

而此时褚时健钻进厨房,先是煞有介事地指挥正在做饭的厨师如何蒸香肠,接着又颠起炒勺炒起了豆豉,炒了几下,似乎觉得无趣,他又把炒勺塞到了厨师手里。

这个老头儿,还是闲不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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